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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演论:中国所有的演学都是这样的

喻演论:中国所有的演学都是这样的

【按语】:王子居的喻演论,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基础理论和原理上的大一统。喻学所统一的如古代天象地理学、政治学、礼学、易学、道德文化、军事、中医、文字学……演学则统一了围棋、中国古诗、中华武术、古琴、盆景、服饰、麻将、城市及家居建设布局(堪舆)、人造器具(包括人工智能)、饮食……而事实上,周易、礼学、道德文化亦为演,喻演本不可分。

除了将这些看似零散的学科统一起来之外,演学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将这些被许多人视为“术”的学问,上升到了真正的名符其实的道的层次,对这些学问实现了一个内核的升华,提高了一个维度。

喻演论:中国所有的演学都是这样的

喻学较之演学更加博大精深,演学则更好理解一些。

中国所有的演学,都是以天象原理为本喻制作而成的。这个制作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三皇五帝时期的显意识运用阶段。

从伏羲制易及礼开始,喻演之学被充分运用。这一时期是喻的学问被显意识运用的时期。到了五帝时期,显意识地运用喻学变成了主要是对天象原理的运用(制演)。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成果是围棋、古琴,围棋传说是尧帝所制,而古琴则是“舜制古琴而歌南风”。其他如服饰应该是黄帝所制,伏羲时代对喻学的运用是最全面的,而五帝时代对喻的运用主要是天象原理。围棋、古琴、汉服(黄帝始制)都是依天象原理而制。这是制演的第一个时期。为什么黄帝、尧、舜制演都是依天象原理呢?这是因为在五帝时代,帝主掌天文、历法的观察、计算和制定。如《尚书》所载尧禅舜,权力交接的主要内容就是天文历法知识和制定历法权力的交接。

到了后世,普通人并不掌握天象之学,但也在潜意识中运用天象的一些基础知识,这些知识主要是各种经典中的零星记载,还有就是围棋、古琴、汉服中所蕴含的演学基础原理的潜移默化。如麻将、盆景、古诗等,都是在千百年的时间里慢慢地演化形成的。而中华武术则是显性地对制演基础原理的一种运用,但这种运用不是以天象原理的知识为基础的,因为古代的武术家并不懂天象原理,他们所依据的是古代已有的演,然后照葫芦画瓢,制作出了武术之演。比如太极拳,它是直接将太极(周易之演)、阴阳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拳术中去的,又比如八卦掌,它是直接将八卦(周易、天地之演)的原理运用到拳法中去的。这种制演的方法是显意识的,但不是运用的根本原理(天象),而是对已有之演的摹刻和复制。

对于潜意识之演,子居有一个论断,由于喻是象数义理为一体的,而数是所有事物的归宿,所以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门学问,当它达到最简化、总结性最强的时候,就必然会落到喻和演的范畴。比如上面所讲的麻将、盆景、古诗,以及田间地头看似非常简单的放牛棋。

由于喻和演是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根基,其内涵博大精深,子居的喻演论号称比霍金的《时间简史》还要烧脑,不读八十万字不能大概了解全体,所以在这里我们且只看表象,摘录子居的一些论述,更多的内涵暂不表述。

1宅演:

……

下面这个广泛流传的故事可以说明军事哲学对中国人商业思惟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表现在商业竞争策略中,也表现在对风水的执著上(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故事,不会有人去验证它的真实性也没有人会证实)。

香港汇丰中心曾经占据了香港最旺的风水,号称是香港第一的风水宝地,但后来中银大厦加入,改变了这一切。据说当时港英政府特意将中环位置很小、交通较差的一块地方给了中国银行,给的预算也非常少,只有1.3亿美金。但中国雇佣的美籍华人设计师贝聿铭却出人意料地将中银大厦设计成了独特的亚洲第一高楼。

初始设计中,大厦的立面有众多加了框的巨型“X”型钢架,引起中方的忧虑,因为“X”是枪毖的意思,批改作业错误时会打“X”。于是贝聿铭将这些结构全隐藏起来,并将暴露在外的部分改成佛教中的吉祥万字符的形状,并且充满诗意地将大厦设计成雨后春笋的形状,寓意节节高升。

中银大厦最上部是三棱型,而在大厦顶则竖起两根柱子,形如龙角,其喻义为独占鳌头,要在国际金融业中独领风骚,又因其靠近维多利亚港,故又喻义为神龙得海。

中银大厦的整体造型犹如一把三面钢刀,杀气四溢,引得周围一片恐慌。三面刀刃中一面指向港督府,不久后,1986年12月港督突发心脏病猝死了,第二面遥指驻港的英军军营,第三面直指汇丰银行,这个时候汇丰的业绩倒退股价大跌。

汇丰只得请教风水师奇门天辅星取象,颇有创意的在楼顶架起两个大炮,与中银大厦形成刀炮之战的局面。90年代李嘉诚长江集团中心的位置恰好落在了中银和汇丰中间,被刀炮夹击,在风水师的建议下,长江集团的建筑设计成了四面体,四面像四个盾牌,而在高度上,则避开了刀炮相对的位置,比两座楼要矮,虽然造型很不美,但建成后一直安然无恙。

据说有一年台风,把汇丰银行楼上的炮筒吹歪,对准了渣打银行,于是渣打银行动用了律师,要求汇丰银行限期改正。中银大厦建成后喻演论:中国所有的演学都是这样的,旁边兴建的花旗银行为了应对中银大厦的煞气,采取了呈书本开页形状的设计,开口正好与中银大厦的尖角相对应,以此阴挡杀气。

风水师对中银大厦的风水解释在当时是引起恐慌的,在它周围之后兴建的建筑,要么没有棱角,要么其中轴线都避开了刀刃的方向。而居民则装反光镜,要把这股杀气给挡回去。因为总督府正好在一面刀锋的正方向上,于是总督在两座建筑的中心位置上种了两棵柳树来挡煞。

上面故事的历程虽无人去证实,但建物的具体形态却是真实的,所以也未必就是传说。风水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军事学的直接运用,华夏时代是将军事原理直接运用到堪舆学中的,风水学自然要继承这一根本传统。这也说明,对喻学的最基本运用,其实是深藏在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的,虽然很久以来都没有喻学这一说法,但这门学问并未消失,而是深藏在中国人一生中的方方面面,在不知不觉地被悄悄运用。

比如现代风水师所讲究的左青龙、右白虎,就直接来源于兵法,如《吴子》所讲:

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将战之时,审候风所从来,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坚陈以待之。

而左青龙、右白虎是风水学家一直以来非常讲究的学问,而青龙白虎的喻义则又是来自于古老的天象学。而《吴子》对战争中风势的对待之法,也被堪舆学所采用亦或本就是堪舆学的内容。

在距今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一具尸骨的左右两旁有着用蚌壳砌筑的、图案极为清晰的“青龙”、“白虎”图形。这说明堪舆之学中左青龙,右白虎的天象观在丧葬中早就已经被运用了,其历史源头至少在6000年前。

唐代僧人一行,是一位科学家,他创造了八宅派的堪舆学,他的理论基础出自于河图洛书,以天地人三才为基本要素,取天象九星(北斗七星之说的排行是一白贪狼、二黑巨门、三碧禄存、四绿文曲、五黄廉贞、六白武曲、七赤破军,这七个星宿称为北斗七星,而斗柄破军与武曲之间有二颗星,一颗星为右弼而不现,一颗为左辅常见,左辅排在八,右弼排在九,由七星配二星共成九星。风水学中的九星:传说中为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奇门遁甲中的九星:指天蓬星、天芮星、天冲星、天辅星、天禽星、天心星、天柱星、天任星、天英星九星。天心星、天任星、天禽星、天辅星为四吉星,天冲星是次吉之星;天蓬星、天芮星、天柱星为三凶星;天英星中平。),地象八卦,人象九宫,以这三种喻义匹配八宅,遂成为堪舆风水学中的第一大派。

另一派玄空派也是以九星天象为基础,其内以洛书九星(一白水星、二黑土星、三碧木星、四绿木星、五黄土星、六白金星、七赤金星、八白土星、九紫火星)为根本,外取自然环境的山水实物为依据,结合三元运气学说,结合术数的运算,形成了独特的堪舆方法。

风水学中最重要的基本因素是气、风、水、运,而这些都是华夏文明的基本构成部分。堪舆学就如同中医学一样,几乎将华夏文明中所有的哲学要素,都以喻的形式运用了一个遍。不论我们对堪舆学持什么态度,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一门集合了华夏文化中诸多方面知识的一门学问。

我们看到,堪舆学内容非常立体丰富,虽然现在它变成只是看宅子、定方位、搞建筑的一门学问,但却依然是一个不但很完整而且很复杂的具庞大体系的一门学问。在这门学问中,环境是一个整体系统,人为中心,天文地理人文都包括了进来,这个系统中的各个要素都是辩证的、矛盾的,又都是和谐的、统一的,这个大系统里面包含了很多小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而堪舆学的目的就是在各个小系统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达成一种最优的组合。

……

这些都是对阴阳辩证法的深刻运用,与围棋中的形势之理可以参考验证。

虽然形势为风水学家所运用,但却并不是他们的专利,因为山川形势是国家地理,在古代中国,山川形势是决定国家兴亡的,如秦得崤山,开启了六国灭亡之机。如《日下旧闻录形胜》引《朱子语类》论及北京的大环境态势:“冀都山脉从云中发来,前则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案,故古今建都之地莫过于冀,所谓无风以散之,有水以界之。”朱子之说,以北京城为中心,以全国山脉为朝案,以此说明北京地理环境之优越,可谓放眼神州的战略宏论。而前有春秋战国时期的蓟、燕,后有辽、金,直至后来的元明清三代乃至当代中国,都建都于此,不能不说前人的远见是很高明的。所谓朝案,就是视己所居为案,视远处有朝拱伏案之形的山,就像臣子簇拥着君主一样。

古人对北京之地理形势发出赞颂的不少,如范镇的《幽州赋》:“虎踞龙盘,形势雄伟。以今考之,是邦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天府之国也。”而《宸垣识略》的作者吴长元指出:“京师形胜,以堪舆家论之:玉河之水,当直出会南海子,从天地坛前转东入潞河,方为自然,崇文门外闸河宜塞之,庶几左臂不断,此乃帝王建都万代之计也。”

古代堪舆学中对于龙脉等的描述,及对于山川形势的分析,都是关系到国家建立和攻防的军事学的运用,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堪舆学,提炼并运用它里面一些实用的方法和观念。

如古代人对南京就有着“金陵形胜”的说法,认为南京具有“帝王之气”以及“龙盘虎踞”的山川形势。明代高启有诗赞美:“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与北京相对,南京滨临长江,四周皆山,四边有秦淮入江,而沿江又多山矶,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马鞍山、幕府山,东面则有钟山,西面有富贵山,南有白鹭洲和长命洲形成夹江之势,确实是形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南京的局限在于一条长江隔断南北,所以断了北面之势奇门天辅星取象,因此而言,在形势上,南京总是不如北京。

……

2.古琴:

《太古遗音》谓:“伏羲见凤集于桐,乃象其形,制以为琴。”虽无历史的明文记载,但大多数论者都认为伏羲、神农、黄帝的时代,琴已经有了,也即是说,琴在华夏的出现,至少要在五千乃至八千年前,《礼记•乐记》说:“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这说明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的舜,为了歌南风之歌,制作了五弦之琴。而五弦琴至周代,先后由文王、武王各加了一根弦,称为文武二弦,以合文武之德。于是华夏的古琴由五行之数理而至五行加文武之数理。实则这也是阴阳(文武为阴阳之喻)加五行的数理,而阴阳五行是华夏文明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两个数理,所以琴在喻道上是得天独厚的。

琴分五音,合于五行,又有五音六律之说,而古人亦认为昔年伏羲观天察地,感得河出图洛出书,于是画八卦,并听八风以制音律。于是琴制长三尺六寸五分(亦有为三尺六寸,象三百六十度圆之象),象年岁之三百六十五日,此是天时之喻贯通于琴;琴广六寸,以象四方上下之六合。琴有上下,古琴的琴面往往为桐木而琴底往往为梓木,既象阴阳两仪,亦象天地之运气呼吸,琴底上部曰池,下部曰沼,池象征着水,沼象征着伏,喻义为上面平则下面伏;琴的前面广而后面狭,象征着尊卑差别。上面圆润象于天,下面方正象于地,以合于天地之德;龙池长八寸,为八风之象;凤沼四寸,合四气之象;其弦为五,发为五音,合于五行,宫、商、角、徵、羽五根弦又象征君、臣、民、事、物五种社会现象。一弦属土为宫,土星分旺四季,故弦最大,用八十一丝。声沉重而尊,故曰为君。二弦属金为商,金星应秋之节,次于宫,弦用七十二丝,能决断,故曰为臣。三弦属木为角,木星应春之节,弦用六十四丝,为之触地出,故曰为民,居在君臣之下为卑,故三弦下八为此。四弦属火为征,火星应夏之节,弦用五十四丝,万物成美,故曰为之事。五弦属水为羽,水星应冬之节,弦用四十八丝,聚集清物之相,故曰为之物。古琴的七根琴弦上起承露部分,经岳山、龙龈而转向琴底的一对雁足,象征着天象中的七星(一说北斗七星,一说五行星加上日月为七星)。而在琴面上,则有十三个琴徽,取喻于一年的十二个月和一个闰月,于是阴阳、四象(四季)、五行、七星、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这些天象,合之于琴上部的圆润之天的整体,古琴以一具琴身,取尽了天道圆行的诸象。以上诸喻,见于历代琴论,或有未为妥贴处,尚需细思细推以使之更完备更精严。

3.围棋:游戏的本质是推演学习

围棋是所有棋类游戏中规则最简单的,入手最容易的,暗合:“天道至简”“简易之道大矣哉”的华夏思想。而围棋在发展过程中,却又是学问最多的,最复杂最玄妙的,也是总结出的喻义最多的。

围棋也是喻学的一种发展,而且是最富喻义的。古人制棋,纵横十九道,子目为361,其中心之点号称天元奇门天辅星取象,代表天地未开的初始,也就是一元复始,也有说是代表了北极星,因为在古代北极星号称不动之星,是诸星之主,天道运转的中心。360则代表一个周天的运行,一个数目为1度,共360度,走完360度,等于是天道圆满运行了一周。而一个又一个棋子落在棋盘中,黑白错列分布,就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所以围棋是效法天象而创出的。

棋盘采用的是直线,直线相交就构成了正方形,局势方正,这是仿效大地端正平稳的法则。华夏祖先认为神明的德是正直的,所以采用直线也暗合神明之德。

而经纬线交织构成的这个正方形也一样暗合于四方、四季、四维等喻义,而四个方错落,中间空出一点,就得到了气,共五点也就是五方,也就是五行,围棋这种局演也是暗合了这一数理的。而围棋中比较稳固的一种小棋形就是三角形,无论是守住气位、开拓气位,还是从敌人那里夺取气位,三角形都是初步达成的棋形,是真正的生死战的开始。三的数字合于三才,胜负就看对方是否也同样有三才之利了。

所以,围棋是一门数、理、形三才皆备的局演,三才因喻而合一。

毛泽东主席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可见毛泽东主席是非常善于用喻的。

局是方正的,安静的,如同虚空一般,而棋子则是圆的,是运动的,如同天体星辰在虚空中运行,更是符合天象。当然也有人认为棋局方是象征大地,棋子动是象征天体在大地的上方运行。两者也都讲得通。

华夏祖先认为世界是分阴阳的,天道的运行也同样分阴阳,而阴阳二气的变化,影响着天道运行的具体内容,是天体运行的动力,于是棋子就分成了黑白两色。

由于阴阳是一个普适性的喻义,所以我们的祖先还将形势称为阴,将策略称为阳,这一点为日本的棋家所采用,他们在分析棋局时,认为“类似棋的配置、结构那样的东西可以称为‘阴’,而棋形中所隐伏手段则可称为是‘阳’。”

而同样的,阴阳变化的形势则产生了先手和应手的差别,也就是掌握战场主动权与被动应战的差别,是夺得先机与失去先机的差别,这也是阴阳变化中最重要的一种变化。

所谓的阴阳之变,在围棋中可不仅此一种,而是有许多种变化,这是需要下棋时用心去领会的。

我们的祖先认为天地运行的基本动力是气,人的命运也要靠气的滋养,所以围棋的核心规则就是气,有气,则棋活,失气,则棋死。而气分阴阳,所以每一组棋都要有两个气眼才能活。

围棋里面有虚实变化的道理,围住的虚地越多,胜算就越大,而同时,虚地过大时,却反而有可能被对手堵塞住气眼,从而死掉。有时候,对手吃掉了我方的棋子,我方的棋反而活了。《天龙八部》中有一个珍珑棋局,是自己杀死自己一大片,留出虚地,变实为虚,然后在这一大片虚地中重构气眼,从而得活,原理就是这个,如果一个习武之人,不懂虚实变化这最基本的招式原理,怎么可能成为盖世高手呢?金庸的小说没有将这个答案讲出来,显然是给读者留了一个哑谜,不过这个哑谜估计还没有人猜出来吧?所以说围棋是哲学的游戏,实的棋里要有虚的气眼,就好像八卦图中阴鱼的中心是阳圆,阳鱼的中心是阴圆一样,虚实结合,虚实互化,要结合得好,结合得巧妙才能算得上是真正掌握了弈道。

有了气之后,就是运了。黑白两色的棋子,一一落子占地,都在抢夺气运,拼命占到好地,就有了好气运,从而能在整盘中获得更多的星位。

运才一开始,就需要势了,古人常说,大势所趋,这个势本是决定国家民族的命运的一种格局和状态,运用到围棋中,也一样很复杂,首先,占据的地方就很有学问。

棋子落在哪里,就是位的哲学了,《易经》中说:“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围棋不可能不讲究。于是除了天元外,还有四个角星位,数合于四维,四个边星位,数合于四方。围棋界有一个说法:“金角银边草包肚”,说得就是位置的重要性,但所谓草包肚只是对初学者而言,围棋高手都重视天元中腹,如《棋经》所说“夫棋边不如角,角不如腹”。位直接就形成了势,由于在角上,你的围棋背靠两条边,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这就形成了厚势,而在边时,则是三面受敌,在中央时,则是四面受敌,位置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所以位决定了势。而在军事战争中,道理与围棋的道理一样,选择战场的人,一定要占据有利的地势,因为有利的地势会加强战争中的胜势,同样,在政治中和商业中,位和势的哲学也是很重要的,占据大势,即便犯一些战术性的错误,最终也能获胜,失去大势,即便策略再高明,也会回天乏力。

围棋不只有阴阳,还有经纬,经纬确定,则局势就确定了,所以围棋蕴含着经纬之学,用经线和纬线来确定位置和优劣,占据优势的位置,就可以事半而功倍。这一点,对于围棋的胜负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经纬度确立,则围棋之局就有了纲常,有了纲常可守,棋局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了。这些道理可以直接运用于政治和军事之中,是围棋益智的重要范畴。所以《棋经》说:“务守纲格”,就是说在刚开始布局的时候一定要守布局得位之道。

汉李尤诗中说:“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经纬,方错列张。”很明确地指出,棋局就是宪制、规矩,也就是纲常的意思,围棋是含有这些喻义的。道为经纬,则是说要以道的原则来确立经纬如何交织,经纬交织,于是就出现了棋子错列张陈的局面。

欧阳修用围棋来喻治国,他是看到了围棋的局演中位的重要性的。

在《新五代史•周臣传》中,他评论道:“呜呼,作器者,无良材而有良匠;治国者,无能臣而有能君。盖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国譬之于弈,知其用而置得其处者胜,不知其用而置非其处者败。败者临棋注目,终日而劳心,使善弈者视焉,为之易置其处则胜矣。胜者所用,败者之棋也;兴国所用,亡国之臣也。”他认为知道人才的能力和长处,从而安排合适的职位,这样就会胜了,不能透彻了解臣子的能力和用处,把他安排在不合适的位置上,这样的君主和国家必然失败,他认为这就好像是下棋一样,一个普通的棋子,有的人终日劳心却下错了位置,结果失败,而一个聪明智慧善弈的人,用这枚棋子下在别的地方,立即就扭转战局获胜了,所以围棋的落子得位,犹如“人尽其材、物尽其用”的理想状态。

应当说,围棋在这方面的喻义还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它暗含着治国治军平天下的道理,同时也是将那些方法运用到了棋局之中。

所以围棋中的争位置,造厚势,都是哲学的概念,在很多领域都有其实用价值。

势因形而产生,形因位而产生,这就好像水流的前进完全要取决于地形一样,在一个高落差的地方,水流就会产生瀑布,在一个平坦宽阔的地方,水流就会平缓,狭窄的地方,水流就会湍急,这是水势,棋势也是一样的,以中心腹地为重的宇宙流,和以边角四方为重的围棋流,它们占据的星位不同,自然也会造成不同的棋形,不同的棋形也会造成不同的棋势。以这一点来说,围棋中的位、形、势,和天地山川的位、形、势,是相通的,和军事战争中的地利之道也是相通的,战场选择决定了位,位造就了兵形,然后造就兵势,这一点在复杂地形中作战的情况就会更加突出,军事斗争中的守方为什么要首选雄山大河等地形,原因就在于位能决定形,形能决定势,这三者的关系,运用到政治中也是一样成立的。

落子得位,成形,造势,这一些手段被运用到政治中,称之为布局,而现代的商业运营中,尤其是商业扩张中,也已经常运用布局的概念。

以上这些战略性的概念具备了,接下来就是具体的策略和方法也就是战术性概念了。

由于围棋是喻的推演,所以,从中不只能学到整个宇宙都在运行的哲学,更可以直接学到军事的哲学。

弈道其实与兵法相通,在某种程度上,算得上是兵法的一种。而就如同兵法原则也可以广泛运用到政治、商战中一样,弈道也同样可以。而从汉朝桓潭所著的《新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将围棋与兵法联系,是人们普遍的认知,甚至有人将围棋直接视为兵法:

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

在《新论》中桓谭更是直接以围棋的境界高下对比整个国家大略方针的高下:

乃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以争便求利。下者守边隅,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计云取吴、楚,并齐、鲁,及燕、赵者,此广道地之谓。其中计云取吴、楚,并韩、魏,塞成皋,据敖仑,此趋遮要争利者也。更始帝将相,不能防卫,而令罫中死棋皆生。

而班固的《弈旨》则说:“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则认为围棋之对弈酷似王政的施展。古代围棋不只是军事家用之,政治家、纵横家也都用围棋来学习和思考。

在纵横家看来,每一颗棋子都可以代表一座城池,棋盘则代表局势,直线代表道路,围棋就是两国乃至多国的战略棋局。因此围棋是外交家的至爱,据说在战国时,围棋备受纵横家的重视,凡纵横家必善围棋,他们很重视从围棋中领略国家间的相争之道。

汉魏之时,围棋成为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方法。马融的《围棋赋》更是直接把围棋比做战场,曹操、陆逊、孙策等都喜爱围棋,并从中领悟攻城略地之道。在军事家看来,每一股互相交缠的黑白棋组,就似是交战的两军,互相影响、互相呼应,组成一个交战的大局,可见,围棋对军事家的意义,不只是单单两股军队交战的战术性局演,更是多股军队,多处战场的全局性局演,所以围棋不只培养战术大师,更能培养战略大师,增强战略意识。

在战术层面,围棋的术语也颇多,如:尖、长、立、挡、并、顶、爬、关、冲、跳、飞、镇、挂、夹、断、跨、空、虎、挤、拆、逼、封、点、腾挪等等。至于更多的专属于围棋的战术这里不作介绍了。

围棋的喻义可以用之于军事,而同样的,军事的方法也可以用之于围棋,如今人马晓春的《三十六计与围棋》,即是兵法和弈道可以互相通用的一个例证。

事实上,宋代的《棋经》就已经援引兵法之道入弈道之中了。“夫战有取舍进退之方,有先后众寡之用,有攻杀击刺之法,有虚实存亡之势,皆当谨其所始,而虑其所终。故以合战名篇。庶使战者知有其道,而不失其正也。”不只于此喻演论:中国所有的演学都是这样的,《棋经》还明确的指出:“棋虽小道,实与兵合。”

这就是古人将兵法运用于弈道的文字记载。

王世贞《弈旨》谓:“譬之用兵,鲍如淮阴侯有抟沙之巧,李则武安君横压卵之威,颜则孙吴挟必胜之算,程则诸葛修不破之法。虽奇正时出,攻守异势,要之皆称善师者矣。”用古代良将的军事特点比喻棋手的围棋技巧,虽然他的比喻未能妥贴恰当,但却说明古人有着将军事与围棋直接联系的思维习惯。

围棋的许多本喻,运喻中的例子也可以佐证,但由于我写作时是先创作了本喻,然后才写作运喻的,所以只有欧阳修的论述补充进来做例证,其他的可作例证的就不往这里面补充了,读者可以自己思考并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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